（一）沙门思潮——宗教界的百家争鸣
　　1、沙门思潮兴起的原因沙门（Samana），又作娑门、桑门、丧门、沙门那，意为勤息、息心、净志，是对非婆罗门教的宗教教派和思想流派的总称。
　　沙门思潮的兴起是有多种原因的。从宗教方面来说，在此之前的古代印度，长期流行的婆罗门教，在宗教领域占据统治地位。但婆罗门教自身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它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不利于自己的扩大。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教义也越来越不为人们所信服。婆罗门教宣扬吠陀天启，可是，《吠陀》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并不能使人们满意。它鼓吹祭祀万能，要求人们履行名目繁多的祭仪，结果是祭司捞取了大量钱财，而广大人民的经济负担则越来越沉重。
　　婆罗门教，等级森严，强调婆罗门地位至高无上，把人分为4种姓氏：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婆罗门：（最高的)教士和学者。刹帝利：(下个)贵族和战士。吠舍；(下位)农夫和客商。首陀罗：(最低的)农奴和奴隶。在列国时代，王权在战争中不断加强，国王成为强大的统治者，然而国王属于刹帝利种姓，居于婆罗门种姓之下。他们对自己的地位当然是不满意的。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吠舍种姓的商人，通过经商、放高利贷而致富，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对婆罗门的特权地位也表示强烈的不满，渴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声称，财富是决定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沙门思潮诸派兴起后，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国王和大商人的支持。
　　2、沙门思潮兴起过程沙门思潮最初兴起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统说法认为，婆罗门教在这一地区已经走向衰落，从而为反婆罗门教各流派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沙门思潮兴起时，婆罗门教在这一地区虽然已经流传，但还没有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更不存在衰落的问题。当时婆罗门教的中心地区是在位于喜玛瓦特山与文底耶山之间的维那舍那以东和钵锣耶迦以西的地区，即《摩奴法典》中所说的“婆罗门中国”。在恒河中下游地区，土著文化仍然有很大的势力。婆罗门教传入后，对土著文化及其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也受到土著文化的强烈抵制，从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激烈的震荡，促使了思想文化上争鸣局面的出现。所以，沙门思潮的兴起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反映了雅利安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冲突与进一步融合。
　　公元前六—前五世纪。在这个时代，印度出现了与婆罗门思潮相对立的沙门思潮根据文献记载，沙门思潮的派别达64派之多。它们的学说重点不一，具体内容有异，但也有共同的特点，即反对婆罗门教，猛烈抨击婆罗门教的纲领。当时的印度思想界十分活跃，出现了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沙门思潮有“六师”，其中主要的有顺世论、佛教、蓍那教和生活派。
　　3、沙门思潮各派简介顺势派是印度古代唯物主义派别，渊源很早。其先驱者之一是与佛陀同时代的阿耆多。翅舍钦婆罗（意为“发褐”）。顺世论宣称：世界的基础是物质，构成物质的原素（大）是地、水、风、火四大。一切有情识的生物都由“四大”和合而生。认为物质原素不断运动，具有内在的力量，从而否定了神和其它的原因。顺世论在社会伦理方面主张种姓平等，反对轮回业报、祭祀苦行，指出幸福既不在天堂，也不在来世，而在今生。因此佛教称他们为“现世涅论”。这个派别从古代到中世纪一直在广大人民中流行。
　　耆那教的真正创立者是与佛陀同时代的筏驮摩那，号称大雄。大雄建立了一套修持理论和实践，这个派别在佛教兴起时代十分活跃，它一方面反对婆罗门教，另一方面与佛教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生活派的梵文原意为“严格遵守生活法的规定者”，汉译佛经称为邪命外道。相传为末伽黎。俱舍罗所创，据后来南印度发现的碑文记载，与佛陀同时代的“六师”中的婆浮陀。伽那和富兰那。迦叶也归入这个派别。在佛教兴起时期，生活派在恒河流域的舍卫城和补罗沙城等地组织过独立的僧团，拥有自己的寺庙，过着极为严格的戒律生活。生活派宣称：宇宙和一切有生命的物类由灵魂、地、水、风、火、虚空、得失、苦、乐、生、死等12个原素构成。各种原素的结合是一种自然的、机械的、无关系的结合；在社会道德观方面提出了一种宿命论学说，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受命运支配着的，在命运的锁链中，任何人的意志都是无能为力的，伦理道德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派别在印度孔雀王朝、戒日王朝时很流行，以后在南印度又和耆那教、印度民间信仰相结合，直至15世纪才销声匿迹。
　　不可知论派是以佛陀同时代的散惹耶。毗多梨子为代表。据佛经记载，在佛教兴起时，散惹耶也组织过自己的僧团，有弟子250人，佛陀的两个大弟子舍利佛和大目连原先都是散惹耶的门徒，后皈依佛教，因此散惹耶气愤而死。散惹耶宣传一种怀疑论或不可知论，认为对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及其真理都是不可遽然断言的。例如我们对于来世化生、因果报应、罪恶是非、如来（人格化的修行完善者）可以说有（S是P），可以说无（S不是P），可以说亦有亦无（S是P亦不是P），可以说非亦有非亦无（S不是P亦不是非P）。散惹耶这种理论被佛教徒称为“难以捕捉的鱼学说”。不可知论作为一个派别在佛教兴起以后就销声匿迹，但它的思想对后世一直有影响。
　　上述沙门思潮，虽各有所标榜，但他们反对吠陀权威和婆罗门教精神统治方面是一致的。在世界观方面则集中反对梵天创世说，从而提出了自然因说（世界是由自然的物质原因构成的）、偶然因说（世界是由偶然原因构成的）、结合因说（由物质和精神的原因结合而成）、宿作因说、生类因说（世界的各种事物及人分成不同的种姓是先天命定的），这些学说对世界的认识大都是从自然或现实出发的，相信自然界的原因或规律比神的创造更为重要，来源于实践的人的知觉、经验比吠陀天启更有效。
　　在社会生活方面，他们反对祭司的精神统治和种姓的不平等制度，反对以动物为牺牲的血腥屠杀和繁琐的祭祀仪式，但这些派别也有很多时代的局限，他们中除顺世论外一般都相信业报轮回，有的还陷入诡辩、不可知论或宿命论，有的实行极端的苦行主义或享乐主义，甚至为了反对婆罗门教的社会伦理准则而走向极端，否定一切，抹杀是非界限。沙门思潮反映了当时正在兴起的社会力量一一武士贵族、商业富有者和城市居民的思想和倾向。
　　佛教也是沙门思潮之一，但佛教在公元前6一5世纪兴起时并不象佛教经典所渲染的那样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派别，早期耆那教文献中并没有注意它。当时在新兴的思想界中最有影响的是生活派、顺世论，其次是耆那教、佛教和不可知论派等。
　　（二）炼金术的复兴——点石成金的秘密1、炼金术简介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炼金术经历了一段复兴时期，一些现代科学也得益于炼金术的发展，牛顿就是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炼金术士。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炼金术。炼金术起源于埃及，最初是有人试图将贱金属伪造成贵金属，比如将铜和锌制成合金可以在外观和硬度上很接近黄金。埃及人留给炼金术最重要的东西是《翠玉录》，是刻在一块翡翠石板上的最早的炼金术典籍。
　　亚历山大二世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时，炼金术正在孕育中还未正式形成。直至罗马帝国建立，大量希腊人沦落到社会的下层，他们凭借丰富的哲学知识与波斯的占星术士以及埃及的工匠们一起促使了炼金术的最终产生。
　　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论成了西方炼金术的主要理论依据，同时波斯的神秘主义和埃及的巫术也掺了进来。最早最可靠的代表人物是佐息摩斯（约公元350年—420年）。他编篆了一部炼金术专著，将杂乱的炼金术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
　　另一位炼金术士是活动于公元三世纪的赫尔姆斯。他是埃及的教士，受到了普遍的尊重。在西方，最早记有炼金术内容的是来登纸草书。据推断，亚历山大的炼金术大约诞生于公元一世纪，它是纯粹的炼金术，只炼金不炼丹。而且，它比金丹并炼的中国炼丹术晚出现近三百年。此时，中国正值汉朝，开辟了丝绸之路，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十分频繁。罗马帝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当时称为大秦。东汉政府与大秦建立了直接联系。公元166年，大秦安敦王使臣觐见汉桓帝，《后汉书》对此有确切的记载。而且还有大量证据表明，公元八世纪前后，中国的炼丹术确实以阿拉伯为中介大规模传入西方。
　　八世纪初，阿拉伯人建立了以波斯为中心的大帝国。阿拉伯帝国时期，本已在罗马帝国后期停滞不前的炼金术重新获得了蓬勃生机。阿拉伯炼金家从希腊炼金术的遗著中吸取了营养。其中，扎比尔。伊本。海扬（GabiribnHayyan）是当时阿拉伯最有名的炼金术士。史学界也存有争议，究竟是一位扎比尔，还是数位扎比尔（在传说中合为一人）共同带来了炼金术史上最深远的变革。从他（或者他们）开始，炼金术正式由一门“技术”变为一门“学问”。
　　扎比尔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支——伊斯梅伊派（Ismailiya）的传人，这一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坚信在世间经典中，存在着“真理背后的真理”。扎比尔留下了炼金术历史上第一批传世的炼金术著作：《七十论》、《中和论》、《论同情》等。在这些著作中，我们终于发现上一讲提到过的那些希腊先哲的思想是怎样影响了炼金术的发展。在这些著作中，扎比尔详细地阐述了四态（冷热干湿）和四大元素（气水土火）的理论，并将其作为炼金术的基础理论。在继承希腊哲学思想的同时，扎比尔提出了炼金术中的“硫-汞”理论，认为世间一切金属都是由硫磺和水银组成的，只是因为组成的比例不同。通过炼金术调整金属中硫磺和水银的比例，就可以使之发生“嬗变”而由贱金属（铅）得到贵金属（金）。
　　2、炼金术在欧洲重生随着罗马帝国的覆亡，西欧炼金术沉寂了。几个世纪后，它终于在十一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中，开始逐渐被唤醒。西欧人被辉煌的东方文化所震撼了。他们注意到了炼金术，并且在大量阿拉伯炼金术的典籍中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希腊老祖宗早就善于此道。从此，西方炼金术开始复兴。
　　十三世纪中叶，酒精在炼金过程中被发现。由于它饮用后让人觉得周身痛快、飘飘欲仙，炼金者便认定这就是长生不老药。这一事件掀起了西欧炼金的高潮。然而西欧人到底缺乏服药成仙的传统观念，相当一部分人对“长生不老”将信将疑。不过，点石成金的理论却很对他们的胃口，于是炼制黄金成了帝王贵族们发财聚富的手段。这些炼出的药金给民众带来了经济上的损失，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对炼金术深恶痛绝。
　　西欧炼金术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对试验越来越重视，这与教会的一些信条严重冲突。1326年，罗马教皇颁布了取缔炼金术的赦令，大量的炼金术著作被焚毁。自此，炼金术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但丁在《神曲》一书中把炼金术士贬入地狱第十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炼金术的困境。
　　之后，文艺复兴终于带来了炼金术的黄金时代，此刻的炼金术由三个部分组成：科学、艺术和宗教。炼金术士所做的实验，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炼金过程中对物质性质的探索，推动了医学的进步。部分炼金者分离出来，致力于独立的科学研究。另有一部分人专门研究占星术，低级者如吉普赛人的算命把戏，高级者或可称为数字命理学。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炼金术士，但是世人大都只是把他看作伟大的科学家。它就是最后的炼金术士——艾萨克。牛顿。其实在牛顿之后，炼金术并未消亡，可是牛顿是最后一个对炼金术理论作出过贡献的炼金术士，所以我们称其为“最后一个炼金术士”。
　　恐怕牛顿对神秘学才有更深的追求，他有一句被世人选择性遗忘的名言：“我的一生，就是在为证明上帝的存在而工作。”
　　事实上，牛顿接触炼金术甚至比他接触科学还要早，他幼年就曾大量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对其元素论十分感兴趣，而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元素论就是炼金术的基础理论之一。在进入剑桥学习的时候，他的第一位导师就是一名炼金术士亨利。莫尔。
　　牛顿的手稿表明，它曾逐字逐句誊写和翻译了许多炼金术著作，同时还编辑了一份详细的，大约包含7000个名词的炼金术词汇表。在他的手稿中，他将他拉丁文名字IasscusNeuutonus通过一种古老的换音造词法改写为JeovaSanctusUnus，意为“神选之子”。
　　牛顿曾进行过大量的炼金术实验，其中包括参照瓦伦丁《锑之凯旋车》中的方法，成功制造出了一种被称为“星锑”的美丽晶体，并认为“这种星没有宝贵到包含贤者之石，但是其中隐藏着一种绝妙的药物”。
　　他观察炼金术坩埚中物质的运动，从炼金术的动力上，他认为之所以天体会具有引力这一奇妙的性质，正是因为我们的宇宙正是身处于上帝的巨大而奇妙的坩埚之中，炼金术就是推动我们世界运行的本源动力。换言之，如果没有牛顿对炼金术的研究，就没有万有引力，甚至我们可以说牛顿的科学成就只是他研究炼金术的副产品而已。
　　罗伯特。波义耳（RobertBoyle）（1627~1691），牛顿在剑桥的导师兼同事，于1661年发表了《怀疑派化学家》。波义耳在本书中提出了新的元素论：只有那些不能用化学方法再分解的简单物质才是元素。这正是现在出现在我们的化学教材中关于元素的定义的最早版本。他同时还提出：“化学，为了完成其光荣而又庄严的使命，必须抛弃古代传统的思辨方法，而像物理学那样，立足于严密的实验基础之上。”这就完全去除了炼金术中的神秘学思想，而将自然哲学思想独立出来一门新的学科：近代化学。波义耳也由此被称为“近代化学之父”。
　　文艺复兴带来了炼金术的黄金时代，为了复兴罗马的荣光所进行的革命，彻底的洗刷着整整十多个世纪的沉寂，艺术与科学界都产生了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成果。宗教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新教在16世纪上半叶完成了重组。
　　自此，炼金术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分裂，由三块组成：部分科学、部分艺术、部分宗教，也随着复兴的节拍踩着轻快的舞步。此刻的炼金术科学研究者正式从炼金术士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职业。此前的炼金术士在追求贵金属的同时产生的副产品，即他们所作的实验，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20世纪中叶盛行的精神病理研究还用到了炼金术士的唯心论和招魂术。炼金术对当时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炼金术中蕴含着种种不拘一格的奇思妙想，它启发了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家们的创作思维。
　　炼金术经过现代科学证明是错误的。但作为近代化学的先驱在化学发展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通过炼金术，人们积累了化学操作的经验，发明了多种实验器具，认识了许多天然矿物。炼金术在欧洲成为近代化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三）神道教成为日本国教——“军国主义”从哪里来？
　　1、神道教简介神道教简称神道，原本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神道教起初没有正式的名称，一直到公元5至8世纪，佛教经韩国传入日本，渐渐被日本人接受，为了与“佛法”一词分庭抗礼，创造了“神道”一词来区分日本固有的神道与外国传入的佛法。
　　神道教作为复古神道理论基础的国学，乃是倒幕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广大的国学者和复古神道家，大多参与了倒幕的斗争。
　　2、神道教成为日本国教的过程倒幕成功以后，新政权建立，急需集中中央通知。当时惟有复古神道的理论，完全与民族主体性、传统主义相吻合，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被作为精神支柱，登上了国教的宝座。
　　新政府为了把神道从佛教的影响下摆脱出来作为独立的具有民族性的宗教，成为国家的宗教，于1868年3月17日由政府的神祇事物局通知全国神社：在王政复古，一洗旧弊之机，凡诸国大小神社中，以僧侣打扮的别当或社僧等，一律改变僧形。同月28日，太政官发布《神佛不得混淆令》，宣布：“中古以来，以某权现，或牛头大王之类及其他以佛语称呼神号的神社不少。凡此均需缮写其神社之原委上报”。“以佛像为神体之神社，以后应须改换”，悬挂与神社前的佛像、金鼓、梵钟、佛具等物，须从速拆除。
　　这种采取行政手段使神佛分离的结果，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激，形成了排佛毁释运动。这种运动首先发生在近江的日吉山王神社，为首者是该神社的社司、新担任政府神祇事物局权判事的树下茂国。日吉山王神社原隶属于比睿山延历寺。树下茂国长期以来与延历寺有不少结怨，欲乘此机会予以报复，便纠集了神职、浪士及农民共七十余人，闯入神殿，用脚践踏，用武器捣毁、焚烧佛像、佛具、经卷等。
　　这一事件出乎政府的意料，为了不使事态扩大，4月10日太政官发布布告，劝戒神职人员不要粗暴，指出：“长期以来，社人僧侣素有嫌隙，如同冰炭，至今日，社人突得权威，阳称执行命令，实媒私愤。如此，不仅有碍政道，而且必会引起纷扰”，要求停止粗暴行为。太政官的劝戒布告并未发生任何作用，排佛运动迅速波及京都、奈良等地，又从京都、奈良波及全国。寺院的佛具、佛像被毁被卖；寺院僧侣或被逐，或被还俗，或该为神职；许多寺院或被荒芜，或被破坏；寺院领地被夺被占。同时，为限制佛教各宗，宣布实现一宗一寺。佛教受到沉重的打击，一时元气大伤。除了对佛教打击、排斥外，还对基督教、除复古神道以外的其他神道实施打击和镇压。
　　神道的国教化首先是从恢复和建立神祇宫、神祇行政机构开始的。神祇官是古代天皇制政权中的掌管祭祀的官吏，与太政官并称二官。由于古代天皇制的衰落，神祇官也失去了原有的权利和地位。倒幕以后，作为神道国教化的重要步骤，新政府实现建立了神祇事物官僚机构，恢复了神祇官。
　　1868年闰4月21日公布的《政体书》规定，太政官之下设七官，神祇官是其中之一。神祇官设正、副知官事，判官事、权判官事、书记、笔生等职，官级分为9等。知官事掌管神祇、祭祀、祝部、神户。直属神祇官的神社有伊势神宫、出云大社、敕祭神社等。1869年7月发布的《职员令》中，神祇官与太政官成为最高官职，且神祇官位于太政官之前。神祇伯、大副的具体职责是“掌祭典、知诸陵、监宣教，管祝部神户，判官事”。其中“监宣教”一项，是古代天皇制的神祇官所没有的，这是两者的最大差别。也就说近代天皇制把“宣布国教作为复兴神祇官的新的重要职责”。监督宣教的功能，自此以后日渐加强。1870年1月3日，颁发了《宣布大教诏》。这是有关神祇官实施宣教功能的第一道诏敕。
　　诏书中把“神道”称为“大教”。因为在幕府时代，神道已经称为了神佛、神佛融合的代名词，为了与之区别，故采用了“大教”之称。“大教宣布”的目的是通过派遣宣教使，向群臣众庶晓明“惟神之大道”，使全国上下的思想都能统一道国教化的范围内。同时，政府还编撰了《宣教使心得书》、《大教旨要》等指导性书籍。
　　1871年，新政府又采取了若干加强和提高神道教地位的措施。5月规定了神社的社格，将神社分成5个等级：官社、府县社、乡社、村社和无格社。通过神社社格的划定，使全国的神社，上至中央，下至每一国偏僻的农村，都纳入到了中央的统治之下。同年7月，太政官发布布告，把广大民众与神社连结在一起，婴儿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神社的子民，“必令参拜神社，领取该神之护符”。
　　虽然政府试图一系列措施保证神道国教化的顺利进行。但是，教化运动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另一方面，政府推行的思想意识领域的神道一元化政策也没有能体现出特别大的优越性，相反由于禁止佛教，基督教和其他非正统神道，却引发了宗教信徒之间的矛盾和国际的抗议。中央决策层因此对神道一元化政策进行了反省，认识到要维护神道国教化和加速推进民众教化，必须实行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
　　因此，1871年8月8日，神祇官降格为太政官管辖下的神祇省。1872年3月，更进一步撤销神祇省，新设教部省。教部省的建立识明治政府的宗教政策大调整。在教部省的领导下，缓和了诸宗教间的矛盾，更加顺利的推进了神道国教化。
　　然而，仅仅两年之后，神佛共同布教的局面就破裂了，神佛再次分道扬镳。1875年初，佛教诸宗联名向左院呈递了《诸宗寺院联名建议书》，详细申述了建立有益于国家的佛教的必要性。2月，佛教界宣布退出大教院。4月，太政官向教部省下达停止已经有名无实的神佛共同布教的通知。5月，神佛共同布教的大教院宣布解散。
　　神佛共同布教的停止和大教院的解散，再一次激发了神道界由神道一统天下的决心。于是神道家发表了《创建神道事务局大意》，力说神道不仅是“皇国之大经”，而且是弘扬于普天下的“惟神自然之大道”。说神道事务局以伊势神宫内宫为神道之本，全国大小神社，万社如以社，万流归于一源。不久，神道事务局正式成立，总局设在东京有乐町。
　　1881年1月，召开了神道大会议。不久，天皇任命有栖川宫帜亲王为神道事务局总裁。有栖川宫帜就任总裁后，曾向诸教职发布如下令旨：“伏惟神道乃皇国之大道，天父懿训，皇统一系，天壤无穷，则斯道所以存，其皇国臣子者，谁不奉戴焉。余以七旬之身，拜命总裁，在所不辞。苟锋职者，宜体察余意，勤勉从事，望使皇道隆盛”。
　　3、神道教思想的影响自此，神道国教化地位确立。它直接置于天皇管辖之下，成为隆盛皇道的御用宗教。政府利用神道教教导百姓忠贞爱国，誓死效忠天皇。这一思想在日后的世界大战中得到充分体现，军国主义的思想就是收神道教的影响。
　　1945年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在盟军要求下，日本政府宣布政教分离，裕仁天皇发布诏书，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废除国家神道，政府不得资助神社，但神社神道已经成为日本神道教信仰的主流，崇信神道教的人占日本总人口的80%。
　　平田笃胤：1776年-1842年，江户后期国学家。国学四大师之一。作为本居宣长去世后之门人，倾力研究古典，主张神代文字日文之存在。著有《古史征》，《古道大意》，《神字日文传》，《气吹舍歌集》等。